在工信部、中央网信办、市场监管总局联手，针对尊界V800制动踏板支架断裂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后，余承东马上在朋友圈表态：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 显然，他把三部门当成了前来救援的友军。过去很多次，友军一到，余承东便能谈笑间让强敌灰飞烟灭。但这一次，友军未必还是那个友军。更准确地说，友军不是来帮他的，而是来立规矩的。 此前，四部门发声，对“速成车”说不。所谓速成车，针对的是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一些乱象，自然也包括与华为合作的几个“界”。但余承东似乎仍然相信，华为可以是例外。 这就是问题所在。 他对市场和舆论的认识存在偏差，对当下政治生态的认识，恐怕也有不小的偏差。他还没有看清，无论是官员、企业家还是品牌，都不可能永远拥有例外的资格。昨天的成绩不能兑换今天的豁免权，过去的支持也不意味着未来可以不受约束。 1 华为手机、电脑、平板和汽车等终端业务，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，一方面是因为华为确实有领先的研发能力，这一点不可否认；另一方面，也与它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，这一点同样不能否认。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，华为的手机、电脑、平板、汽车等终端产品，市场长期高度集中于国内。原因当然很多，但对于一个技术实力不俗、产能充沛的中国品牌而言，这种市场格局本身就值得琢磨。 中国有句古话叫“窝里横”。 我曾经写过，被权力格外关照的公司，最终一定会损害消费者利益。 当一家企业逐渐习惯于特殊待遇，便很容易把原本需要争取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，把原本需要接受的监督当成外部干扰，把消费者的批评当成不怀好意。 余承东似乎正在沿着这条路越走越远。 他仿佛认为，即使违反广告法、到处使用“最”字宣传，也不必担心受到处罚；即使消费者投诉、批评，也总有办法让那些不和谐的声音消失；即使汽车研发周期不断压缩，造出所谓“速成车”，也不会影响华为的特殊地位。 如今，连刹车踏板支架被反复踩断这样难以轻易辨解的事情摆在面前，他首先想到的似乎仍不是反省，而是等待友军。 2 华为曾经是一家令人尊敬的公司。这种尊敬，很大程度上来自任正非的品性与眼界。 关于任正非的研究和著述已经很多，我只想提两件小事。 多年前的一个深夜，任正非独自站在机场门口排队等出租车。以他的身份，当然可以有更方便的安排，但他没有把这种方便视为理所当然。 另一件事发生在华为遭受美国制裁、中美关系十分紧张的时期。任正非在一封内部信中强调向美国学习。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多少能够说明任正非与余承东之间的差别。前者知道自己是谁，也知道世界有多大；后者似乎越来越相信，只要自己足够强势，世界就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转。 如果华为仍然足够清醒，仍然保有反思和自省的能力，那么它应该能够看出，余承东如今的处境，可以用一个历史名词来概括：左倾冒险主义。 高估支持自己的力量，低估反对自己的力量；高估自己的特殊性，低估外部环境的变化；急于取得眼前的胜利，却不肯计算长远的代价。 华为品牌的非议日益增多，甚至逐渐成为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“宗教品牌”，并不是凭空发生的。它与这套经营思路、宣传方式和舆论应对机制密切相关。 这种做法不仅损害华为的品牌形象，也可能背离国家对华为的期待。 国家在某些方面支持华为，当然不是为了让它多卖几辆豪华汽车、多装几块车载屏幕。中国需要的，是能够在关键技术领域建立优势、在人工智能时代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。 但余承东带领下的终端业务，近来最能让公众感知到的创新，却常常是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，以及越来越复杂的营销话术。 如果一家企业拥有远超普通商业公司的资源与期待，最终却把最耀眼的精力投入到如何在汽车里装咖啡机、如何赢得每一次舆论争论，那么它究竟是在兑现自己的使命，还是在消耗自己过去积累的信用？ 国家并不缺造手机、平板和豪华汽车的企业。如果华为忘记了这一点，那么它所获得的特殊资源与支持，也就失去了原本的理由。 3 所以，如果华为还想成为一家令人尊敬的公司，应该借尊界事件好好开一次自己的“遵义会议”。 遵义会议之所以重要，在于它改变了错误的路线，改变了领导方式，也改变了队伍继续前进的方向。 对今天的华为而言，最需要改变的，恐怕就是余承东所代表的那套思路。该换人就换人，该纠偏就纠偏。必要的时候，甚至应该壮士断腕，重新审视终端业务在整个华为战略中的位置。 红军当年走出困境，靠的不是向敌人证明自己永远正确，而是承认走过弯路，重新寻找出路。 现在，华为也像当年的红军一样，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。是继续窝里横，还是想重新获得尊敬？ 如果是后者，必先斩余承东。 斩断一种路径依赖，一种把市场当自家院子、把监管当临时障碍、把批评者当敌人的经营思维。 伟大是淬炼出来的，不是哇哇哇出来的。 特别